禁止企业冠名强行要求使用中性名，禁止异地转让为的是“保护”本地俱乐部，始发的愿望都是好的，但在中国足坛的现状下却是行不通的。单单以禁止异地转让为例，如果天海在天津找不到接手的企业，那么很难继续下去。但如果允许异地转让，虽然俱乐部搬到了外地，也换了老板，但球员们却不至于继续被欠薪或失业。

向欧洲向五大联赛学习的愿望是好的，但人家有成熟配套的盈利模式，而我们呢？是俱乐部使用中性名重要，还是保证俱乐部的生存更重要，足协需要认真权衡考量。在俱乐部经营模式单一，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学习欧洲，但不能照搬。

有些人把矛头对准了金元足球！可奇怪的是，中超联赛靠金元足球崛起的那些年，不仅没多少俱乐部消亡，反而犹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。反倒是限制投资却大量解散，为何？那么，中国联赛俱乐部的生存危机什么时候开始呈现？可能恰恰就是从2017年开始。

这一年，足协颁布U23新政和外援新政等一系列规定，导致联赛失去活力、竞争性和观赏性。本来中超联赛的热度蒸蒸日上，2015年甚至体奥动力以5年80亿的天价拿下中超版权，创造了中超历史之最。但好景不长，到了2017年，根据报道：“因为中超擅自改变大政方针政策，严重侵害并影响了版权商的利益，要求将现有的5年80亿元版权费改为10年80亿元”。

中超联赛变为锻炼年轻球员的训练场，难怪赞助商叫苦要求降低投资单价。于是，2018年1月，中超公司就调整中超版权合同一事发出征询函，主要内容是将原本五年的版权合同延长为十年，价格也在80亿的基础上增加到110亿。

本来平均每年能拿16亿，如今变成平均每年只能拿11个亿，相当于一下子每年中超少赚了5个亿。要知道，这5个亿平摊到16家中超球队身上，相当于每家中超球队每年少赚了3000多万，而这笔缩水的责任应该算到谁的头上？恐怕足协逃不脱干系。

但这还没完！足协接着推出4大帽，即“注资帽”+“薪酬帽”+“奖金帽”+“转会帽”等措施，本意是以此来限制俱乐部的投资。看似是好事，但又被“念歪了经”。我们就拿“引入国内球员资金支出不超过2000万元/人次”这项规定来说，如今已经形同“废纸”，俱乐部纷纷用不同的策略来规避。

大俱乐部用各种办法来规避2000万的限制，中小俱乐部就惨了。原本他们的经营可能就需要靠卖球员来生存，如今足协的规定无疑又砍掉了他们的一块收入来源。我们以主要靠卖球员为继的辽足来举例子。

过去七年间，辽足卖掉的球员（转会费＞50万欧元）11人，共进账4.38亿元（下图）。大家请注意最后3名球员的转会费，他们都是在2019年离开辽足的，转会费都没超过2000万人民币。2017年曾入选国足并参加过中国杯比赛的门将石笑天以260万欧元转会，这跟2016年张鹭转会的980万欧相比，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。都是国门，辽足卖张鹭的收入，几乎等于要卖3.7个石笑天。

以前卖球员好歹能活着，如今卖球员却难以为继，这才是问题核心。足协限制俱乐部投资，对大俱乐部来说没啥损失，无非就是拿2000万+球员来规避，反倒却苦中小俱乐部。因为他们更需要的可能不是交换而来的球员，而是更多的收入。有没有球员加盟大不了降级，但没钱却是生存的问题。

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天海的身上。近期深足官宣前天海球员裴帅和郑达伦加盟，据东体的报道，“为得到这两名球员，深足不惜选择“捆绑交易”，同时还买下了三名天海青年队球员。”为了转会费不超过2000万，各家俱乐部可谓各显神通。但这对于资金不充裕的天海就苦了，放在以前至少有上亿收入的转会，可如今不仅拿不到这个数，反而还要用3名青年球员来搭添头。

中超分红变少，转会收入变少。各位，这2点可是一家俱乐部收入的主要来源啊，如今都缩水了，经营能不难吗？再加上禁止企业冠名，如今连企业投资足球的广告效应也将没了。在投资足球没有任何好处的情况下，企业退出足坛，退出联赛可能已经是早晚的事。

俱乐部没有造血功能，而足协又过于强调俱乐部的责任，却没有承担自己所应有的义务。我们是应提倡学习欧洲联赛的经验，但不应机械地模仿，譬如人家的职业联盟我们就早应该学了，为何到现在还没有成立？曾经中超土豪天海坠落的背后，折射出中国足球的不少问题，难怪知名编剧怼足协：机械模仿欧洲搞死自己的俱乐部。